回家路上，杨绛与钱锺书觉得困惑，便一起讨论。杨绛说：“他好像不欢迎我们。”
“不欢迎。”钱锺书回答。
“所以我不敢多坐了。”
“是该走了。”
“他大概有事呢，咱们打扰他了。”
“不，他没事，他就那么坐着。”
“不是在看书？”
“我看他就那么坐着，也不看书，也不做什么事。”
“哦，也许因为运动，他心绪不好。”
“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，他说没什么事，快完了。”
“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。”
“可是他送了又送。”
只过了一天，消息传来：化工厂的高崇熙，昨天自杀了。
后来听说，星期一上午，工间休息的时候，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工在会客厅煮元宵吃，回隔壁卧室看高崇熙倒在床上，脸已经变黑：他服了氰酸。
杨绛对高崇熙的自杀十分自责：“只恨我们糊涂，没有及时了解。”她与钱锺书都非常欣赏高崇熙，那是一个真正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人。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清华大学筹建化学馆，高崇熙为之倾注全部心血，经常废寝忘食。上至设计、施工，下到安装电气、上下水、煤气罐，他事必躬亲。按照清华旧例，教授每连续服务五年，即可休息一年，赴外国进修。高崇熙连续工作了二十五年，一次也没有享受过进修待遇。化学实验室初建之时，经费困难，从美国进口一只做实验用的蒸馏瓶需要六元五角美金，高崇熙为了节省这笔开支，趁暑假学生休息，独自一人在化学馆吹玻璃泡，制作蒸馏瓶，成本只需要两毛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