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思想，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就已经完整地形成。这当然只是在以此岸世界的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为据而产生的思想。
在读大学期间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几乎在同期，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（P.Feyerabend，1924—1994）提出的“认识论无政府主义”也提倡类似的思想。费耶阿本德的“什么都行”的说法很契合我自己对方法论的理解。但是很快，我也发现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局限性。“什么都行”尽管从原则上说来是有道理的，但行不行是有程度的，并非什么都同等地“行”。因此，研究的重点是要界定“行”的程度序列，确定“行”与“不行”的临界值。同理，一切道理都是有道理的，但并非都同等地有道理。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即用文言文写下《万理万教相贯同源互补论》一文。该文后来在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》中以卷首语形式发表于扉页，后来为《巴黎龙报》及其他几家报刊转载过。文中说：“天下无无理之理。有此理，有彼理，有彼此理。彼此理，中庸是也。中庸既为理，反中庸亦当为理；反中庸既可为理，则何理不可为理哉？虽然，理亦有小大之别，久暂之别，内外之别，心物之别。别者异也，虽异实又可同。昨日之小，或为今日之大；他载为内，今岁或可为外；万年之理为理，一瞬之理亦为理；唯物之理为理，唯心之理亦当为理。理固可正解，亦可反解也。然君之正于我或反，君之反于我或正。是故两极相反相成，相涵相覆，相转相化，相斥相吸，相推相摩，相补相贯，变幻无端，若排列组合然，殆无穷尽也。”[3] “万年之理为理，一瞬之理亦为理；唯物之理为理，唯心之理亦当为理”这样的话在当时是有震撼性的。我之所以用文言文书写，就是为了减少其对读者的直接的冲击性。真理的合理性是有程度的，即有“小大之别”；在时间的延续性上是有区别的，即有“久暂之别”；在空间上也有区别，如“内外之别”；在性质上也有区别，即有“心物之别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