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理论倡导的同时，《新青年》还大力扶持新文学的创作。1917年2月和6月，该刊先后发表了由胡适创作的中国最早的白话诗词，次年又连续刊登了胡适、沈尹默、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。从1918年5月起，《新青年》完全改用白话，并陆续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等。从此，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，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。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都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，深刻地暴露出“旧社会的病根”，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提出了农民、妇女、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，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。刘半农、叶绍钧等人的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，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。五四运动爆发之后，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、妇女解放、劳工神圣等思想，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。许多新的作品都充满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，如郭沫若在《学灯》上发表的《凤凰涅槃》、《匪徒颂》等。
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，文学的语言形式也获得了大解放。白话文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。继《新青年》全部改用白话文之后，在“诗体解放”的号召下，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，并明显地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。新创刊的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新潮》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创作和翻译作品。自1919年下半年起，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，连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一些为旧派文人掌握的老牌刊物，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，逐渐改用白话。到1920年，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，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“国语”，通令国民学校采用。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，它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最初的种子。